美國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因其政策被指加劇了“無聲的蕭條”而備受批評。這種蕭條表現為實際工資下降、過度金融化以及“K型經濟”，即華爾街致富而中產階級被邊緣化。前世界銀行行長戴維·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提出了大膽的改革方案，旨在將美聯儲的政策重心轉向工資增長、小企業支持以及減少對財政赤字的資助。然而，他們的計劃面臨重大權衡，包括通貨膨脹風險和市場不穩定性。
本文分析了他們的提議，評估其復興中產階級的潛力，并結合關鍵數據和見解，探討美國經濟挑戰背景下的風險。
自二戰后繁榮時期以來，美國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當時高名義增長、強大的工業能力和不斷上升的實際工資定義了繁榮。如今，經濟呈現以下特征：
實際工資下降：以黃金計價，平均小時工資從2001年的0.6盎司暴跌至2025年的0.1盎司，下降超過80%，反映了購買力的嚴重侵蝕。相對于M2貨幣供應量，實際工資同樣停滯，因為貨幣擴張超過工資增長。
過度金融化：自1980年代以來，標普500指數（大型公司）遠超羅素2000指數（中小型公司），凸顯了大型企業蓬勃發展而小型企業掙扎的K型經濟。金融資產增長快于GDP，頂層1%人群的凈資產增長遠超經濟增長。
財政和貿易赤字：美國維持著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和比2007年惡化七倍的財政赤字，聯邦債務利息支付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占GDP的5%，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經濟活力低下：貨幣流通速度（M2/GDP）自2000年代初以來下降，反映了實體經濟的停滯。自2008年以來，私人銀行信貸創造落后于GDP增長，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現占GDP的22%，歷史上為6%）通過量化寬松（QE）填補了這一空白。
這些趨勢因全球化（例如2001年中國加入WTO）和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而加劇，重創了中產階級，降低了住房可負擔性，并將財富集中在精英階層。在這一背景下，馬爾帕斯和沃什提出了變革性改革。
優先考慮實際工資增長：馬爾帕斯主張將美聯儲的使命從2%的通脹目標轉向實際工資增長，以CPI、M2或黃金為衡量標準，旨在扭轉25年來購買力的下降。
定向信貸工具：他提議美聯儲推出支持中小型企業（SMBs）的信貸計劃，以對抗大企業的主導地位。
降低利率，促進增長：馬爾帕斯建議降低利率以減少債務服務成本（目前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占GDP的5%），同時推動名義GDP增長超過債務成本，模仿二戰后的去杠桿化策略。
中產階級復興：關注實際工資可能恢復購買力，如二戰后高名義增長（實際GDP+通脹）時期，實際收入和貨幣流通速度上升。從1945年至1980年，實際個人收入強勁增長，金融資產表現不如GDP，惠及底層90%人群。
中小型企業支持：定向信貸可為中小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這些企業雇傭了美國46%的勞動力（美國小企業管理局，2023年）。這可能刺激就業和本地經濟活動。
債務減少：保持債務成本低于名義增長可降低債務占GDP的比例，如二戰后債務從1945年的120%降至1980年的30%。
通脹風險：更高的名義增長通常帶來通脹。盡管馬爾帕斯設想工資增長（例如6-7%）超過通脹（例如4-5%），但歷史數據顯示通脹往往侵蝕實際工資。從2001年到2025年，CPI通脹年均2.5%，但實際工資因貨幣貶值而下降。
債券市場阻力：債券市場會調整收益率以反映名義增長預期。通過量化寬松或收益率曲線控制強行壓低收益率可能導致金融壓制，債券持有人蒙受實際損失，可能引發市場波動（例如2025年特朗普-鮑威爾試探氣球期間債券收益率飆升）。
結構性限制：與二戰后不同，美國現在缺乏工業能力，持續運行貿易和財政赤字，且過度金融化。這些限制了馬爾帕斯策略的有效性，因為名義增長可能推高資產泡沫而非實體經濟增長。
減少美聯儲的影響：沃什批評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過于龐大及其通過量化寬松資助赤字的角色。他主張縮小其規模，專注于核心貨幣政策。
更嚴格的通脹目標：沃什提議設定1-2%的固定通脹目標或遵循泰勒規則，摒棄美聯儲當前靈活的、數據依賴的做法。
監管改革：他呼吁遏制美聯儲的監管過度（例如ESG授權），優先考慮貨幣穩定而非社會目標。
財政紀律：減少量化寬松可能迫使國會解決每年2萬億美元的赤字（占GDP的7%，CBO 2025年估計），穩定長期債務動態。
市場穩定：明確的1-2%通脹目標可穩定預期，減少波動。泰勒規則將利率與通脹和產出缺口掛鉤，可提供可預測的政策。
緩解財富不平等：縮小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可能減緩量化寬松驅動的財富不平等，因為量化寬松使頂層1%人群的凈資產（自2008年以來增長300%）遠超GDP增長（80%）。
經濟放緩：減少美聯儲的角色可能收緊信貸條件，減緩增長。自2008年以來，私人銀行信貸創造相對GDP下降20%，量化寬松填補了這一空白。沒有量化寬松，中小型企業和消費者可能面臨更高的借貸成本。
赤字融資問題：美聯儲減少購買國債可能推高收益率，增加債務服務成本。2025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1%可能使年度利息支出增加3000億美元（財政部數據）。
政策沖突：沃什呼吁降低利率以刺激增長，與他縮小美聯儲的目標相矛盾，因為較低利率通常需要量化寬松或收益率曲線控制，擴大資產負債表。
2025年特朗普起草信函擬解雇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的事件凸顯了改革的巨大政治壓力。“影子美聯儲”概念——提前宣布新主席以預示政策轉變——可能提前影響市場。市場對鮑威爾新聞反應劇烈，美元下跌2%，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50個基點，股市下跌3%（彭博社，2025年7月17日）。雖然政府隨后撤回，但鮑威爾的任期將于2026年5月結束，為新主席實施改革鋪平了道路。
馬爾帕斯和沃什的理念與斯特勞斯和豪（Strauss and Howe）描述的“第四轉折”結構性變革相呼應。二戰后，1951年《美聯儲-財政部協議》賦予美聯儲獨立性，但當前收益率曲線控制或大規模量化寬松的提議可能逆轉這一局面，呼應1940年代美聯儲為戰債融資而壓制收益率的政策。
馬爾帕斯和沃什的目標是解決無聲的蕭條，但他們的提議存在內在沖突：
量化寬松與縮小美聯儲：降低利率以刺激增長需要量化寬松或收益率曲線控制，這會擴大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與沃什縮小美聯儲的目標相矛盾。量化寬松還加劇財富不平等，自2008年以來，頂層1%人群的凈資產增長是GDP的3倍。
通脹與工資增長：高名義增長可能引發通脹，除非管理得當，否則可能侵蝕工資增長。二戰后，實際GDP年均增長4%，工資增長超過通脹。如今生產率較低（2025年年均1.5%，BEA數據）使得這更難實現。
市場穩定與改革：強行將收益率壓低至名義增長以下可能引發市場動蕩，因為債券持有人要求更高回報。2025年鮑威爾試探氣球顯示市場對美聯儲不確定性的敏感性。
馬爾帕斯和沃什的提議是對美聯儲專注于通脹和金融市場技術性做法的歡迎轉變。針對實際工資和中小型企業可能解決中產階級的困境，扭轉25年來購買力的下降和K型經濟。然而，風險很大。量化寬松驅動的增長不成比例地惠及富人，壓制債券收益率可能引發通脹或市場不穩定。美國結構性弱點——貿易赤字、低生產率和過度金融化——限制了二戰后模式的適用性。
一個平衡的方案可能包括：
混合使命：結合1-2%的通脹目標與實際工資增長指標，確保政策惠及工人而不破壞價格穩定。
定向量化寬松：將量化寬松限制于中小型企業信貸工具，盡量減少資產價格通脹，同時支持實體經濟。
財政協調：將美聯儲改革與提高生產率（例如基礎設施投資）和減少赤字的財政政策相結合，解決結構性限制。
若執行不當，這些改革可能加劇不平等或通脹，但無動于衷將加深無聲的蕭條。美聯儲必須演變以優先考慮中產階級，但權衡的導航將是一個艱巨的挑戰。
馬爾帕斯和沃什為改革聯邦儲備提供了大膽的愿景，解決無聲蕭條對中產階級的沖擊。他們對實際工資、中小型企業支持和更精簡的美聯儲的關注可能恢復經濟公平，但通脹、市場波動和結構性限制構成了重大風險。隨著鮑威爾任期于2026年結束，美國接近潛在轉折點，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將面臨微妙的平衡。未來的道路需要創新政策、財政紀律和對被遺忘的美國工人的承諾——否則無聲的蕭條將進一步加深。
喜來順財經
